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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长沙市某小区邻里间因为社会生活噪声问题，竟然发展到“斗气开震楼器”的程度，让本应和睦友善的邻里关系变得紧张且充满敌意。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纠纷，解决思路是什么？案件调解，难在何处？面对社会生活噪声，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邻里关系？为此，中国环境报“话事厅”工作室第一期话题聚焦震楼器，本报记者也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胡静。
中国环境报：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经常面临取证难、认定难，具有诸多特殊性。解决社会生活噪声纠纷，如何保证其公正性？
胡静：社会生活噪声很多是日常生活活动而非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纠纷发生在邻居之间。解决社会生活噪声纠纷应该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民事调解，这样有利于现在和将来邻居之间的和谐共处，“邻居是不能选择的”。
中国环境报：目前，解决社会生活噪声纠纷，更多强调社区和居委会调解、派出所民警介入，或者申请民事诉讼，为什么行政机关不会给予处罚？
胡静：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三个要件为：损害发生、损害与排污行为有因果关系、排污者排放了造成污染的污染物。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与是否排放达标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如果因为达标排放不构成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就不能适用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污染侵权法规则。
法定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污者行政上是否违法和是否有必要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超标排放导致行政责任的承担，但与救济受害者的民事责任的构成没有直接关系。
当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发生在私人之间时，如果排放噪声的行为不具备行政违法性，行政机关可以在纠纷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但无权进行单方面处理。
胡静：《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邻里之间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也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进行排放噪声等行为。
相邻关系中不同权利人行使权利必然发生冲突，社会生活噪声更是普遍存在且难以避免。因此，容忍义务就成为解决社会生活类噪声纠纷，特别是邻里之间社会生活噪声问题的核心规则。
面对邻居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如果是出于正常生活产生，那么居民之间还是应该有包容心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化解纠纷。当然，如果遇到有人任性干扰，比如新闻中提到的“斗气开震楼器”，还是应当拿起法律武器护好自己的宁静空间。
中国环境报：对于多次调解无效或屡禁不止的社会生活噪声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如何处理？
胡静：2022年6月5日，《噪声污染防治法》施行。其中，第八十七条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进行了专门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此处，《噪声污染防治法》采取的是转致立法技术，即未直接规定对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的处罚内容，而是规定由公安部门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
对于反复投诉，而且的确对当事人正常生活造成较大干扰、超过忍受限度的案件，尤其是噪声的排放者超出正常活动故意制造社会生活噪声的行为，可以将其认定为“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以寻衅滋事进行治安管理处罚。
这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噪声污染防治法》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
虽然，治安管理处罚作为一种更具威慑和保障性的处罚手段出现，但实践中公安部门处以警告的非常少见，遑论处以罚款。因为多数社会生活噪声是生活娱乐噪声，噪声排放者是个人而非企业。这意味着社会生活噪声不仅有环境法面向，还有相邻关系面向，还是应当强调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化解纠纷。
新闻报道中，当事人情绪极端“斗气开震楼器”，任由其发展极易导致治安事件，需要《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及时介入。
建议公安部门对于频繁发生的社会生活噪声加大介入力度，譬如对于反复投诉，且的确对当事人正常生活造成较大干扰、超过忍受限度的案件，尤其是噪声的排放者超出正常活动之外故意制造噪声污染的行为，大胆执法，将可能的治安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这种情形，可以考虑解释“寻衅滋事”条款，并纳入“寻衅滋事”范围，以形成震慑效果。
中国环境报：从普通居民角度，治理邻里间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可以有哪些办法？
胡静：噪声控制一般采用三种方式，一是声源控制，即从噪声源头降低声源的辐射功率；二是控制噪声的传播，即在环境噪声传播阶段隔离、削弱噪声，如采用隔声和吸声的方法降噪；三是直接防护，如采用耳塞、耳罩等器具。
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邻里之间应该进行换位思考。此外，居民在家里面，尽量不穿硬底鞋，拖动桌子、凳子时也要多加注意，练钢琴需要考虑时段，建筑装修也要考虑时段。这对邻里来说都是好事，避免小矛盾升级为大冲突，也是建立和谐社区关系的正确途径。
